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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邬贺铨:共享大数据 须打破部门利益

11月2日-3日,中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会2013年年会暨第十一届中国管理科学与工程论坛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举办,李京文、刘源张、邬贺铨、吴启迪、王众托等多位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和相关领域专家,围绕大数据进行专题研讨。

大数据是当下高温热词,它带给人们一个新角度:凭借规模超乎想象的海量资讯数据,通过收集、分析、存储的一些新方法,大数据正深刻地改变人们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

论坛期间,中国网政协频道记者独家专访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原副院长邬贺铨。

  大数据让“淘宝指数”进中南海

中国政协频道:“大数据”概念目前很火,甚至被很多企业拿去做装饰,显得很高科、很神秘,大数据究竟给人们的现实生活带来什么影响?

邬贺铨:在国外,大数据在农业研究、金融市场、气象预报、交通管理、新闻报道等方面已经应用得很广泛。比如,沃尔玛基于每个月网购的数量判断客户购买物品时的喜好,优化商品柜台的排列,销量猛增;印第安纳大学学者从成千上万的留言中把微博分成六种心情,从中算出的道琼斯指数,准确率高达87%;Target是美国排行第二的超市,女性顾客很多,孕妇最舍得买东西。Target列出最受孕妇欢迎的商品单,购买此单上商品的顾客很可能就是孕妇。

美国大数据也应用于军事领域,美国搜查到拉登也是通过大数据;美国国防部要求将分析人员从任意语言文字资料中提取信息的能力调高100例;美国中情局利用大数据将分析搜集数据的时间由63天缩短为27分钟。

利用短信、微博、微信和搜索引擎可以收集热点事件。2013年8月美国《大西洋月刊》报道,纽约的一对夫妇因在Google上曾经搜索高压锅和背包,被一个由6个人组成的联合反恐部队以查水表名义上门盘问是否拿高压锅做炸弹;洛杉矶警察局的警员,每天上班查搜索平台,来决定当天巡逻地点和布置警力,犯罪率大大下降。

很多人通过婚恋网站找对象,通过文字描述不一定能找到。美国的一个婚恋网站,通过数据可视化,讲文字描述成现实对象,比如“要找个眼睛像赵薇、鼻子像茱莉亚”的女朋友,很快就可以找到符合条件的人。

中国对大数据的搜集和利用主要体现在电子商务上。例如阿里巴巴公司通过研究淘宝网上中小企业的交易状况,筛选出财务健康和诚信的企业,这些企业可以直接在网上申请贷款。京东商场通过物流掌握许多用户的数据,线上线下联动,建立电子商务交易平台;苏宁电器也开始建立线上电子商务交易平台。

百度通过网上搜索热门旅游景点,判断在国庆长假期间,哪些旅游点和交通线路会堵车;百度做了一个“宝贝回家”的系统,把2万名失踪儿童的照片发布到网上,把信息通知到家长,符合率达61%,目前为止已经成功解救三个失踪儿童。

在同一个表格上,淘宝公司发布的CPI的预测值比国家统计局的CPI更敏感,因为国家统计局的CPI更关心人们生活的必须品价格,比如基本吃、用消费的产品,所以数据信息相对稳定。而“淘宝指数”是统计人们对首饰、衣服、电子产品等的消费需求,受收入变化的影响更大,因此淘宝网反映的经济波动和消费情况要比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更敏感。中央首长到淘宝网视察后说,淘宝指数每天送中南海吧。

  大数据冲击教育思维

中国政协频道:一如你介绍大数据在商业、军事等领域的应用一样,大数据给教育也带来了很多冲击,为适应时代要求,学校管理和人才培养应该如何改革?

邬贺铨:现在的教育有个误区,我们往往按照一定的学科进行教育。而大数据本身是跨学科,所以大数据能让更多的学生接触其他学科的知识,丰富学生的知识面。

另外,学生要养成一个收集和积累数据的习惯,要长时间的跟踪。数据越丰富、时间跨度越大,数据的价值就越高。比如气候变暖,并不是这一两年的事情,长尺度研究才能得出这个规律。所以,大数据学习和研究,可以帮助学生学会以长远、全局的眼光看问题。

当然,学院开设新专业不能跟风。大数据来了是不是该办个大数据专业?我觉得不一定。物联网、云计算、移动互联网大数据还会出现新的东西,实际上它们都是互相关联的。

大数据更多在创新上面给学生更多的启示。同学们可从日常的无关的事物里找到规律,这就是对大数据很好的运用。大数据当然对学校管理有帮助,学校也可以通过对学生阅读习惯、作息时间、餐饮规律的统计,掌握学生动态,包括他们的想法,了解学生才能管理好学生。

  大数据分析可帮农民赚钱

中国政协频道:从现实情况看,数据信息主要来自互联网、移动互联网覆盖比较密集的地方,对中国偏远农村来说,大数据能帮他们做些什么事情?

邬贺铨:中国农村确实处于信息闭塞的状况,导致农民在信息利用上处于一种弱势。大数据对他们也是有用的。山东寿光有个农贸市场,市场上大的电子屏上写着,黄瓜北京一斤三块钱,山东寿光本地一斤一块钱。我问农民,为什么不把黄瓜转运到北京去卖,他说“3000农民都看到了,大家都运出去卖我不就卖不出去了,这个信息只给我一个人知道,那我肯定发财了。”这个例子说明农民需要信息化,市场信息需要分析,也不能广而告之。

信息化成本低、容易介入。关键是有关部门是否能把互联网放到农村去。国家对大数据不够敏感。

中国政协频道:国家在这个领域还是支持的。

邬贺铨:确实有了一些好转。山西移动按照工信部要求,把移动通信的机战建在农村,光纤拉进农村,配置好计算机,农民一打开就能看农业网站、市场网站,获取外面市场信息。所以国家加大力度是有好处的。

从金融危机以来,政府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较少,对大数据的战略意义认识不够。机制体制不改革,给钱不行,给政策也不行。

中国政协频道:问题的症结在哪里?

邬贺铨:国家已经批准成立有线电视公司,可是一年多了还没成立。发达国家都在推动模拟电视转数字化,我们有关部门竟然把这个模拟转数字化的时间表从2015年推到2020年,原因是广电部门认为“我还没有准备好”。这其中有部门利益,希望能在三中全会后,有所突破。

  政府“没准备好”挡不住技术进步

中国政协频道:你对大数据背景下,传媒可以赢得那些新契机?

邬贺铨:应该说对媒体非常有益,当然也会带动媒体转型升级。

比如,网络电视发展快、内容丰富,老百姓看网络电视的越来越多,看有线电视的越来越少。目前在管理层面还有一些限制和障碍,但是,技术进步是限制不住的。

过去我们看电视,只是被动地看,只是个观众;现在可以及时反馈,我们变成了用户。比如搜狐买断中国好声音的网络独家播放权,它播放的情况跟电视完全不一样,观众可以同步通过微博、微信反馈评价,把用户的情绪调动起来了。

我们讲,媒体要宣传社会主义主流文化和价值观,如果没人看,媒体的宣传有什么意义?所以媒体还是要积极适应技术进步。

中国政协频道:所以中国大数据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邬贺铨:对中国来说,我们确实还面临很大的挑战,中国人口居世界首位,但2010年中国新存储的数据仅为日本的60%和北美的7%,而且我国所存的数据应保护的一半未保护。比如我国在医疗健康、交通治理、环保等方面的研究还不足,数据分散,而且监测的覆盖率较低。

我国的一些部门和机构拥有大数据,但是难以共享,导致信息不完整或重复投资有数据的不挖掘不应用,想挖掘想应用的没数据。要解决这个问题,政府还得更积极作为。

责任编辑:王雨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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